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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剖析毛泽东及其思想 |
剖析毛泽东及其思想
——王若水遗著《新发现的毛泽东》述评
《时代》周刊对毛泽东的评语是：毛把最初只有十来个人的共产主义小组发展成为强大的共产党和红军，抗击日本，击败国民党军队，在一九四九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是一名英勇的战士，也是一个专制独裁者。他的大跃进导致二千万农民的死亡，文化大革命带来更多的不公和灾难。他在世界上投下巨大的阴影，在中国投下的阴影更为黑暗。
《时代》周刊的评语虽不严格，也没有深刻的分析，但大致符合实际。
邓小平为评毛定调
在中国，中共当局对毛泽东的评论却连《时代》杂志这点实际都没有。在文革结束前的几十年间，造神运动把毛送上神坛，英明伟大、永远正确，把毛称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其虚伪和谎言，固不待言。
文革以后，中国人民痛定思痛，把毛泽东撵下神坛，要求评毛。一九七九年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王若水的发言《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迷信》，开公开评毛之先河，得到了普遍的响应。但是邓小平在务虚会闭幕式上的报告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阻挡了评毛的进程。
邓小平为了一党之私，不肯放弃毛泽东这个牌位。他为了在改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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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知道的中央政治研究室 |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北京沙滩大院与中宣部、红旗杂志社在同一座大楼办公的，还有中央政治研究室（以下简称政研室）。因它不像中宣部那样是中央的一个职能部门，要领导全国各地的宣传部门和宣传工作；也不像红旗杂志社那样，每半月要出版一期党刊，所以在社会上鲜为人知。政研室是中央的一块理论阵地，是与中宣部、红旗杂志社平级的直属中央领导的一个单位。为不使这个机构的历史湮没无闻，这里仅就笔者所知，作些介绍。
◇ 1955年重建的政研室，实际上是直接为毛泽东服务的—个秀才班子
早在1941年，中共中央就在延安成立了政治研究室。彭亚新在《田家英小传》中说：“1941年夏。为了克服党内严重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加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室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根据国统区和沦陷区发行的各种报刊，研究国民党和日伪的情况，供中央参考和对外宣传使用。田家英先在经济组研究过一段抗战时期的‘工合’运动（即工业合作社运动），以后又到政治组从事大后方文化教育情况的研究。”“在政治组里，田家英认识了董边。”田家英的夫人董边在《忆家英》一文中说：“1941年夏，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政治研究室，从马列学院调了一批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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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美援朝后朝鲜清洗亲中国派将领逼中国撤军始末 |
1950年代的朝鲜政府有大名鼎鼎的延安派，这一派以参加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八路军、新四军、第四野战军）、1945年至1950年回国的朝鲜人为主，主要人物包括武亭、金斗奉、崔昌益，大多数人与毛泽东、林彪关系密切，大都是中共培训的干部。从战争开始到结束，金日成为树立自己的威望，大力清洗朝鲜各派，由于得不到中国军队的支持，延安派自然也未能幸免于难。
金日成在1951年以“平壤失守”和“作战不力”为由解除了延安派势力最大的人物、民族保卫省副相兼人民军炮兵司令——武亭手中的权力，武亭被彭德怀接往中国。被认为是毛泽东个人代表的朝鲜内务相朴一禹也被解除职务。
在8月30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当崔昌益等人对金日成的领导方法提出批评时，金日成的支持者加以反击，并给对手安上“反党分子”的帽子。最后会议投票决定将朴昌玉和崔昌益开除出党。延安派的商业部长尹金钦、职业总同盟委员会委员长戌辉当天即逃亡中国。朝鲜劳动党内的延安派在这次会议后为逃避清洗而纷纷跑到中国。这一事件的策划者金斗奉于1958年消失，据信是在监禁中被秘密处决。
1956年2月，联共20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赫鲁晓夫在会议上也指责金日成在北朝鲜搞个人崇拜，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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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飚在粉碎“四人帮”的那些日子 |
对耿飚同志，我习惯叫他“耿部长”。他是在中联部干过大事、为我们党立过大功的人。老中联部人没有不晓得他的。他1971年来中联部，1979年离开进入中央，在中联部足足干了八个年头。他在中联部这八年里，正是我们党和国家处于最危难的时期。他光明磊落、浩然正气、坚持原则、巧于周旋，机智果断地干了许多大事，但是影响最大、最令人难忘的，要数在1976年我们党与“四人帮”的斗争进入尖锐化的关键时刻，他直接参与了我们党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我就是在那场斗争中，被抽调到他身边工作，后又随他到中央宣传口工作了一年有余。90年代他写回忆录时，再次把我找去，协助他整理进驻广播电视局、控制电台电视台的那场斗争。这样，我在他身边工作的时间虽只有一年多，但断断续续的“时间跨度”竟达十余年。在他诞辰百周年即将来临之际，追忆在他身边工作的那些难忘岁月，不仅可寄托我对他的怀念，而且对于有兴趣了解和研究那段党史和国史者，也许不乏有重要史料价值的东西。
（一）
耿飚拿着华国锋的“手令”，进驻广播事业局、掌控电台电视台。
关于这一事件，我记得和知道的以下几个问题可能是人们所关心的：
一、耿飚为什么在90年代特别重视回忆和整理这段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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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导正为《改革历程》写的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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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焘眼中的毛泽东及“文化大革命” |
在张国焘看来，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绝不仅仅是(如外界所推测的)出于政治权力的考虑，他认为毛泽东此举还有著“哲学上的思考”。早在五四时期，张国焘便和毛泽东相识，在中共一大上，两人又一同与会。此后，两人都曾担任苏区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在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今四川小金县)会师后，张国焘又曾与毛泽东发生政治斗争。毛、张两人既曾是同志，又曾是对手，张对毛自然有自己的认识。
在分析毛泽东的特点时，张国焘认为毛有著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他认为作为一个农民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有一种对“平等”的渴望，一旦他发现自己建立的政权没有提供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趋势时(也就是所谓的“变修”时)，毛便想采取措施来达到目的。这是“文革”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青年参考黄东/1968年10月21日，几名美国官员走进一座普通的香港民宅，拜访一位“重要人物”，以获得主人对大陆时局的高见，供美国政府参考。这位身居陋巷的主人，正是流落香港的中共前领导人张国焘。此次访谈的资料一直被美国政府作为机密文件收藏，直到1992年才公布其相关资讯。近日，笔者辗转从外国公开渠道获得其详细内容，其中耐人寻味的是，张国焘当时就预言邓小平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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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东兴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发言 |
汪东兴1970年8月24日下午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的发言，1997年官方出版的汪东兴回忆录只节录了其中极短的一小段〔1〕。民间的全文版本，首见于2005年9月“仰天长啸”的文章《汪东兴的一部充满谎言的书——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原载“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四五三期，2005年9月5日、第四五四期，2005年9月6日）。本文所附发言全文，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所藏官方内部文本的复印件，经与“仰天长啸”的文本相比照，并无出入。
一、发言的三大“亮点”
纵观全文，汪东兴的发言有三大“亮点”：
1、对林彪表忠的语言份量远超出对毛泽东的表忠，甚至可以说，全文所见都是对林的表忠而未见对毛的表忠。
对林彪的表忠主要有这么几大段：“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的讲话。林副主席的讲话是很重要的，对这次会议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林副主席是我们活学活用主席思想的光辉榜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学得好，用得好。在关键的时刻，林副主席的态度是正确的。这种态度代表着我们的心意，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意。我很受感动，坚决向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并且努力紧跟。”“林副主席还说，毛主席是我们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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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廷政变”后的勃列日涅夫 |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走完了生命的全部历程。
几年前已到处流传勃列日涅夫健康状况恶化的消息，甚至有几次还煞有介事地传出他已死亡。后来医生披露：在勃列日涅夫的最后几年，他虽还活着，已不太清楚周围发生的事情了。但他一直顽固地把一个超级大国的权力执掌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回首历史，真会让人产生一种荒诞感。
【东西方政治家的误判】
据吴冷西回忆，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谢列平等人发动“宫廷政变”把赫鲁晓夫赶下台后，我国最高领导层曾对苏联政局作过一次预测和判断。
毛泽东问前往参加1964年苏联十月革命节的中国代表团同志：“你们看苏共这次把赫鲁晓夫搞下台，主要是什么人？现在的苏共领导，什么人是主要角色？”
周恩来回答说：“现在名义上勃列日涅夫是第一书记，但看起来他似乎不是最后拍板的人。在会谈过程中间，对许多事情，他的态度模棱两可，含含糊糊，没有明确的态度。很难说他就是核心人物。”
刘少奇说：“1960年我访问苏联时，勃列日涅夫一路陪我……这个人是一个平庸的人，不是一个办大事、成大业的人。在火车上也好，在宴会上也好，在日常接触中也好，他跟我谈话翻来覆去就是一些老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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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学大寨”由来 |
从1964年毛泽东提出“农业要靠大寨”，至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这一阶段被称为“学大寨时期”。大寨成了规范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社员行动的样板，也是人们向往和朝圣的地方。
大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一个80多户的生产大队。这样一个村庄，怎么能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大寨坐落于太行山区，耕地散布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地块零碎，又不规则。1953年，大寨开始办农业生产合作杜，陈永贵任合作社社长。这是一位勤于耕种又很有想法的能人。
1963年2月，山西召开了全省劳模会议，陈永贵冒了尖——报的亩产量达到774斤，不仅超过了同在土石山区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武侯梨，也超过了晋南平原产粮区的代表，被认为是高产奇迹。
这时，中国的农村又面临着一次新的大抉择。1962年8月上旬，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针对邓子恢代表的“单干风”、彭德怀代表的“翻案风”和刘少奇代表的“黑暗风”，提出了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问题。他说：“说集体没有优越性，这不是压我？”
同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受毛泽东委托，陈伯达在发言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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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宠臣柯庆施 |
柯庆施是上世纪中叶中国政坛上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在官场扶摇直上，连毛泽东都称他“柯老”（虽然他比毛年轻九岁）。在当年中共众多官僚中能享此殊荣被毛称为某“老”者，即使不是唯一，也是为数极少的佼佼者之一。
我对柯庆施的最初印象是从他穿一双布鞋引起的。那是全国学雷锋的年月，我有一次在图书馆翻《人民画报》，突然看到柯接见什么代表时穿着非常朴素，特别是那双很显眼的敞口布鞋，是胡同里坐在街沿下象棋的老头儿们穿的那种。我没想到地位那么高的领导人竟如此朴素，不由得对他肃然起敬起来。后来随着阅历的加深，读了不少书籍资料，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对这位柯老的看法才渐渐改变，最后认定他原来是毛时代推行毛泽东极左路线的得力干将，对他穿敞口布鞋也有了不同的解读—那不过是在作秀而已。
还是回到正题。是什么使柯庆施深得毛泽东如此恩宠呢？说穿了也就是个五字要诀：紧跟毛泽东。这看似平常的五个字真要做到家，里边的学问可海去了。要知道在那个伴君如伴虎的体制下，即使是忠臣良将，也保不准会有“今是座上宾，明为阶下囚”的命运。彭德怀、陶铸、贺龙、刘少奇、林彪等不都是活生生的例子么。然而柯庆施却把这五字要诀做活了，做得炉火纯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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