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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合尔篇——相逢何必曾相识

(2009-05-01 16:5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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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逢何必曾相识

 

 

    是在快到拉合尔了,我才明白何以这辆大巴价格如此昂贵,当然设有空调及干净的座位是一个原因,还有出发准时,但最重要的却应该是前面的那辆吉普——上面坐着四个真枪实弹的军人。开始我以为只是碰巧同路,后来才知道他们其实是我们实打实的“保镖”。
    抵达拉合尔之前,我为自己勾画了一幅令人陶醉的莫卧儿王朝古城风情画卷:无所不在的星月拱顶,干燥的风,粗犷的人群,络绎不绝的车辘骆马,惊鸿一瞥的波斯美女……但当抵达,呈现在我面前的却是没有什么特色的水泥钢筋楼房,不宽不窄的柏油马路,柔和的风,穿着简单轻便的行人:没有阿拉伯坎肩,没有“真纳帽”(穆斯林男子的传统帽子),没有曼妙的轻纱和佩环叮当,也没有骆驼和香车。
    偶尔,街上会出现一两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却不是穆斯林——鲜艳的纱丽和裸露的手臂证明着她们的印度身份。我不知她们是如何过来的,印巴双方外交并不算友好,通关并不容易,更何况这些人明显是到此地行乞的。显然现实并没有她们想像的好,倒不是说巴基斯坦太穷,穆斯林们太吝啬,而是这里压根就没有乞讨的氛围:没有随处坐卧的人群,没有追逐叫嚷的商贩,没有四散的垃圾,甚至连动物都寥寥无几,至于上帝般的游客,更是屈指可数。
    一切都清清静静,有条不紊。这情景使她们不知所措——那在印度司空见惯的乞讨在这里不仅突兀,而且几乎是一种罪过。偶尔,她们会试探性地跟随某人几步,但很快便又停下,疲惫的神情仿佛厌弃了别人的厌弃。在几乎全是Sherwani(巴基斯坦男性传统服装,一种高领长外衫)的白色海洋中,那鲜艳的纱丽就像我在印度的公交车上所看到的那一袭黑——它亦自成一垒,但却不是那种使人无法寸进的垒,而是遭击射,被瓦解的垒。这状况颇具讽刺意味:在一个鲜有乞丐的国度乞讨反而比一个乞丐遍地的国度更艰难。

 

    我住的是“Regale Internet Inn”,这个客栈在世界自助背包客的“圣经”——《Lonely Planet》中花了几乎一整个篇幅单独推荐。尽管在背包客中它大有名气,但当地人知道的却似乎不多,我的三轮车夫至少开了半小时车,问了五六个人,才在一条极不显眼的狭小巷子里发现它,但真正到达还需攀一段又窄又陡的楼梯,且需要良好的视力。
    客栈的设施也相当简单:一间有着几台运转超慢且时常断线的电脑的办公室,几个用帘布隔开的多人间,一个种着些植物的小楼顶,一间仅允许一个瘦子转身的厨房以及两个公用卫生间。
    我住的是个六人间,选的床位毗邻帘布和墙壁——这间毫无私密可言的房子里最私密的方位。同室还有另两个年轻的西方人,看样子是对恋人。他们早我先到,选的是正对门帘,毗邻窗子一览无余的两张。尽管在路上时常有人混淆我的国籍,而我也似乎天生就具有那种四海为家的特质,但从这一小小的下意识的选择,使我如此清晰地发现自己——那流淌着某个东亚古国血液的女子。
    除了一个据说已住了两个月之久的法国男人外,其它人都聚集在楼顶——客栈惟一的公共活动场所。楼顶的七个人中,德国人就占了五个,另一个是意大利人,我是惟一的东方——我希望可以在此找到东方之胃所忠情的柔软的大米。但我失望了,除了一个西红柿外厨房里什么也没有。
    “我也饿了,不如我们一起去吃东西吧。”
    那个远远站着,沉默少言的德国大胡子突然说。就这样,我认识了与苏联相距甚远的另一个马克思。此人身材高大,头发凌乱,眼神纯稚。一件枣红色的短袖T恤下是一条皱巴巴的土色灯蕊绒裤,再往下则是一双很具民工气质的硬塑拖鞋。


    大概是出于礼貌,在那间已光顾过数次的小饭馆,马克思点了盘与我一模一样的鸡肉炒饭。我吃得很香很专注,要知道我可近十天没沾一点荤了,而从另一个角度,这巴基斯坦的第一顿饭也许也隐含着我那要与印度决裂的决心:我的一位女友每当心情郁闷时,就会以暴饮暴食来解决。吃饱喝足后,她的心情的确会变好。我想这与其说是能量得到补充,不如说是心理积绪得到宣泄。当然,这疗法不太适合胖子。
马克思却没有这么好的胃口,他被辣得直咳,不断大口吸气,以至盘子里的一大半粮食再也下不了口。
    “我真笨,明明昨天就吃不下还点。”他看上去狼狈不堪。
    “啊,你昨天也是点这道菜?”
    “嗯。”
    “为什么你明知道很辣还点?”我感到好奇,这不合情理。
    “我以为他今天会少放些辣椒……另外,你刚来到,也许有人点同样的食物会让你食欲好些。”他还在咳喘,说话上气不接下气。
    我怔了一下。一直以来,西方人给我的感觉是很具个体意识的,他们很少有迁就式行为,即便是家人朋友,在选择什么时也多半是依自己的兴趣爱好,绝少拐弯抹角,模棱两可。何况我们不过是萍水相逢。为此我确定自己遇上了一位不可貌相的德国绅士。
    “去喝杯奶茶吧。”他建议,表情在此时显得相当宽慰,大概是因为我的盘子吃得如此干净。
   

    与那个饭馆一样,奶茶摊的老板也老远就朝马克思微笑,同时用一种很微妙的眼神迅速扫了我一眼。茶摊设在一个巷子角落,环境有些恶劣,但印度使我早已能做到视而不见。几块巨大的冰放在脏兮兮的地上,用不知装过什么的旧编织袋随便盖着,久不久会有人来凿走几块,然后用自行车拉走。巴基斯坦奶茶的做法跟印度差不多,只是他们不撒香料。
    在这个环境简陋,极其平民化的地方,马克思看上去自在多了,话也渐渐多起来,最后简直我回话的机会都没有。他说他已这样在外面晃荡了一年,实在没钱就打份零工,脑力体力都行。总之,只要不回德国,在哪儿都行——这哪儿可不包括欧洲那些他妈的所谓文明国家。当然,他的父亲很不满意,但又怎样呢?他可不想做他妈的一只被关在办公室的猴子……
    随着话题的延伸,马克思似乎陷入了一种亢奋状态,“FUCK”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后来几乎是每句必带。并且开始吸烟,然而香烟才吸到一半,他便掐灭——他将剩下的半截烟珍宝一般小心翼翼地塞回烟盒。那香烟我见过,印度产品,约20卢比一包(合约人民币三元)。
    喝完奶茶,马克思又意犹未尽地带我到茶摊对面的冰淇淋店并一再保证说,绝对的物美价廉。事实上他吃得并不多,之所以如此我猜是他为找到一个不错的听众而高兴。冰淇淋的确非常味美,以至我一气吃了两个。吃的时候,我久不久瞄一眼那地上的冰块:手中这体面的甜食的前身。

 

    吃饱喝足后,我们开始逛拉合尔老城,它的风貌颇似中国新疆的喀什老城,但规模要更大,内容也更丰富多彩。
    喀什老城曾是我喜爱有加的地方,但现在却被整齐的水泥路圈了起来,更令人难过的是,它周围还建起了莫明其妙的大风车和江南凉亭与拱桥。这就是中国式建设:人们正不遗余力地创建一种“大众审美”,就像清理长有各种野生植物的土地然后统一大批量种植某种果蔬一样。当然,偶尔,我们也会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突然发现一些也许只用一个月打造出来的“老街”或“古迹”,尽管这些都是伪造的,却可以激起人们对往常事物的缅怀——只有不复而在,被毁灭的事物人们方愿意赋予它们尊贵。而如果它们仍在,仍有能力占据一席,那么也许人们不仅视而不见,反倒会充满厌恶甚至恐惧了。

    老城之后是巴德沙希清真寺,“巴德沙希”一词是乌尔都语(印度与巴基斯坦的第一官方语言)“皇帝”的音译,意即“皇家清真寺”。据说是世界最大的清真寺之一。其实历史上的拉合尔历经了各式各样的文化:波斯文化,亚历山大入侵后的希腊文化,孔雀王朝的佛教文化,莫卧尔王朝的伊斯兰文化,以及英国统治时期的哥特式、维多利亚式建筑,种种文化的累叠交集使得这片土地的古迹相当多元,尽管如此,巴德沙希清真寺仍很是令人瞩目。特别是经过印度那些繁复、夸张又迷人的神庙之后,伊斯兰建筑简洁硬朗的风格可谓是令人耳目一新。
    不过马克思对这些却似乎不怎么感兴趣,他走得很快,时常在前方的某处坐着等着。后来,我提出想到拉合尔古堡看看,他答应了,但有些勉强。我想他大概是累了,要不就是确实不喜欢这些东西。
    “他妈的怎么这么贵,抢钱吗?”当听到票价后,他吃惊地吼道。
    票价是200卢比(约等于人民币20元)。为此我敢打赌他绝对没看过泰姬陵,那票价可是750——印度卢比。
    “他们都快下班了,花这个钱进去一会就出来不值。”
    大概是意识到自己失态,马克思有些不好意思地加了一句补充说明。我听从了他。我并不赶时间。我可以明天自己来看。而且,经过一天相处,我已完全习惯了他那没完没了的粗口,也了解到这是个天真率性的人,至于绅不绅士——去他妈的吧。这时,就像是为了庆祝那省下的200卢比,马克思快乐地掏出那半截香烟以及烟盒里一个微小的什么。
    “好看吗?”他问。这时我才看清那是个黑色的圆柱状耳环。看起来像是瓷的。
    “嗯。”
    “我真喜欢它,知道吗,才十五卢比,可多么美丽!我不一定戴,但会一直保存着。”
    这可谓是相当有趣的一幕:一个五大三粗、满脸胡子的男人如此陶醉地举着个送给自己的小礼物。然而却一点也不突兀和别扭,甚至有些动人。我突然想到马克思不愿意进古堡,倒不见得完全是因为门票,更可能是他对事物的价值观。

 

    回到客栈已是夜幕降临。客栈老板马立克(Malik)也来了。楼顶有一个约摸六平米的半封闭式空间,那是马立克休息和会客的地方。和早上一样,马克思依旧是远离他的那些西方同胞,不声不响地钻进马立克的休息室。若不是相处了一天,我真难想像这个沉默得近乎孤僻的人就是刚才还手舞足蹈,孩子气地举着一枚耳环的家伙。
    大概五分钟后,马克思突然从休息室伸出头,也不出声,只伸手朝我挥挥,意思是叫我过去。
    休息室也相当简陋:几个快分不清颜色的靠枕,一张沾着烟灰与食物碎屑的地毯,一个小收音机以及一堆闲置的杂物。我脱了鞋,像他们一样盘腿而坐。除了我们,里面还坐着客栈管家——一个年约五十的沉默男人。
    马克思一直在忙:将烟草从纸卷里慢慢搓出来,从一个塑料小瓶倒出一粒咖啡色的什么然后用小刀将之挑起放到火上烘。那东西散发出一种略带刺激的类似草药的气味。几秒钟后,他将那已软化了的东西从刀尖取下,掐成碎点跟烟草搓在一起,然后再一点点塞回纸卷里。他在做这些事时相当专注,几乎就像一种艺术创作。
    “要不要来点?”
    “这是什么?”
    “HASH。”他的目光有些吃惊,显然是觉得我怎么会连这也不认识。
    我当然知道HASH,但我所知道的HASH是1938年起源于吉隆坡的一项休闲活动,主要内容为慢跑。
    “大麻,这你总知道吧。”
    我明白了——这该就是大麻脂。也就是用大麻的果实和花顶部分压榨出的浆液制成的固态玩意儿。我感到紧张,同时又有些兴奋。我从没碰过这东西。我不可能去碰这东西。小学的历史课本早就告诉过我们,英国鬼子用鸦片毒害了多少中国人。在我看来,虽然这两种东西原料不同,但性质是一样的。但他们吸着,一人一口地传递着,心安理得得就像中国人喝茶。
    被禁止的东西总是具有一种违背常情的魅力。
    得承认,当终于接过快燃至烟头的HASH并吸食了一口时,我的内心升出一种微微的罪恶感。但很快它就被某种难以言述的欢娱给驱走了。那是种消耗性、废黜性的欢娱,而这,与其说是这种在味觉上毫无美妙可言的东西具有魔力,不如说是人们受到某种不详的、无法消解的欲望所吸引。每一次吞,都是一次“瞬间占有”,每一次呼,烟消云散的空泛则使人产生出一种“祭祀”感来。
    吸食HASH是如此一种无意义、颓废又纯粹的行为,人们什么也不做,也没有任何期望,在吞云吐雾中远离一切事物,让自己的身心都处于一种“闲置”状态——哪怕这样会导致健忘和迟钝。从某种角度看,这种宿命式的消极废黜更接近于美学的要求甚至还有些宗教意味。
    “我给你们唱支歌吧。”一支又一支的HASH令我有些恶心,我感到自己仿佛跨越了遥远的距离,我与面前的这些人,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接触。
     “每个人心里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个梦,一颗呀一颗种子,是我心里的一亩田,用它来种什么,用它来种什么,种桃种李种春风,梨花开尽,春又来……”
    在那些美丽的、淡蓝色的,旋转成各种奇异形状的波德莱尔烟雾里,我的歌声成了一个虚无之梦。
    “虽然我听不懂你的语言,但,音乐又何需翻译呢?”终于有人开口了,是马立克。这位客栈主人的声音非常沙哑,几乎令人伤感。
    马克思却是一言不发——他开始禁止我吸烟——烟一传到我面前他就果断地拿走。他的眼神出现一种非常奇特的陌生的庄严。还有点探寻。就仿佛才刚刚认识我,就仿佛我真是跨越时空而来。
    事实上我也不需要HASH了。它的侵略其实没有任何力量,它不过是疏离孤单的人类的可怜殉葬品,除此之外,它什么也不是。

 

    第二天我早早就起了床。我的精神非常好。我打算在去拉合尔堡前跟马克思道个别——他即将动身去伊朗。我在楼顶来来回回踱了几趟,最后才将疑惑的目光投到休息室台阶前的那个男人身上——那个位置从来都是马克思的。
    “嗨,早上好。”对方终于开口了。

    我却是吓了一跳,不是因为突然,而是我无法相信那个人竟然就是马克思: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合身又整洁的灰色T恤和牛仔裤,一双得体的白色运动鞋……太陌生了。这个人与在肮脏的街头喝奶茶,与随地到处坐,一次只吸半支烟,与满口粗话,天真地举起一枚耳环的那个家伙——怎么会是同一个人?但那一双眼睛却又告诉我,他的确就是马克思。
    “天啊,我都认不出是你。”
    马克思笑笑,没吭声。他显得非常疏离——对我,不是对他。
    “我一会要去拉合尔堡,特来向你道别。”我感到了自己的客气。一种不对劲的近乎虚伪的客气。难道,仅仅因为人家变得整洁,仅仅因为不够粗野吗?
    “我想……嗯,我想伊朗也是个值得一去的地方。”他的声音有些吞吐,仿佛那身齐整的行头突然成了一份无以化解的压力。
    “我想……以后会有机会去的。”我突然也感到一种压力,就像小时候独自一人穿过黑乎乎的巷子。
    这时,管家上来了——三轮车已在下面等着。
    “一路平安。再见。”我点点头,匆匆下楼去了。我没有回头。
    当我回来,马克思早已走了。我一人在房里听音乐度过了整个下午。
    然后我下楼,到那个饭馆吃了一份鸡肉炒饭,去茶摊喝了一杯茶,到甜品店要了个冰淇淋,又在那张破沙发上坐了一会,离开时,我看到那些昏暗的路灯光束像骨架一般支撑着茫茫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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